时至今日，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成功践行了一条与西方现代化迥异的独特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不仅彻底改写了现代化的世界格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更实现了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返本开新”，从根本上改写了现代化的理论谱系，革命性地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论新实践、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彻底终结了“中国搞了一百多年现代化运动却没有自己的现代化理念"①的局面，生动反映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引领时代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提供了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普遍意义的可行方案。

一、现代性问题与传统现代化的局限

提到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就不得不提到“现代性”(Moderne)这个概念。从理念与现实的关系来看，现代化进程是作为历史实践过程的现代性，它内在的目的是将现代性的理念展开为社会现实，推动人类历史进人现代。但是，现代性并不是出现在现代化进程之前的实体，而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显现为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系列现代社会的特征与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体验，这一差别历史性地体现为现代化过程这一同传统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决裂的历史进程，如域固定的民族国家以自由民主为建构理念的政治体制、工业主义与机器大生产、市场经济与现代资本主义、以主体性为中心的现代哲学以及包括但不限于前述特征在内的现代社会的功能联系。由此可见，现代性不仅是对现代社会的观念把握，更是现代社会的“本质一根据”，其内容是人类历史进人现代社会后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有普遍性的现象及其本质的总和。而这一理念以“资本逻辑”作为自己的本质规定性，因而蕴含着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而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构成了整个现代化进程的现实冲突的“本质一根据”。

一般认为，“现代性”理论发轫于西方。康德认为现代性的自由首先是运用理性的自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需要经历一个思想上的变革，也就是“启蒙”，而“这种启蒙所需要的无非是自由……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①（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指出，“主体的特殊性要求获得自我满足的权利，换句话说，主体自由的权利，是划分古代和现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②运用理性的自由，带给现代人的首先是一种变动不居的体验。这种体验构成了现代性最重要的表征，即一种与传统的历史性断裂。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PierreBaudelaire)从19世纪巴黎都市生活中感知到了现代生活相较于古代的不同特性，即转瞬即逝性、偶然性和易变性，波德莱尔将其归结为“现代性”，指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③是“反田园诗式”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现代性使“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⑤变动性是现代性的一大特征，但引发现代性一系列的变动的社会原因在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黑格尔准确把握到了这一分离，并指出了它的历史进步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将其并变成哲学问题来思考的哲学家。① 黑格尔“论述了现代的、有别于国家的'市民社会’概念”“随着同'社会’的分离，国家才首次获得了一个独特的、与其现代概念相符的地位”,② 从现代化理论谱系的视角来看，认识与超越黑格尔的现代性思想也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最重要的线索。

黑格尔认为，“自由意志”概念的运动和发展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其内涵有几个环节:首先，人类社会是精神能动活动的产物。精神超越自身的主观性并作为“一个脱离自身而发生外化的自主体”,③不仅首先表现为风雨雷电、江河湖海飞禽走兽等无意识的、外在的、“冥顽的”的自然现象，以及个人的、主观的、偶然的对外部世界的感觉和直觉，还具有一种使自己进一步从自然现象中解脱出来获得普遍必然性的禀赋。也就是说，精神通过自己的辩证运动，能够从自然存在和“主观精神”进展到“客观精神”，体现为人类的社会意识与政治形态及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对于这些事物的把握，如道德、法律、阶级、政权、世界历史，等等。其次，现代社会的自由原则是历史发展的最高环节。既然社会是精神活动的产物，而精神活动的最高原则是自由,①因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自我意识依循自由原则发展的历史。“世界历史表现原则发展的阶程，那个原则的内容就是'自由’意识”⑥ 黑格尔认为，自由意志在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为四个环节，最高和最后的阶段是日耳曼民族所代表的“现代”。黑格尔认为，在这个历史发展的最顶点，精神实现了自身的普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主体所实现的自由原则是普遍的“客观的自由”--个体意志的任意性与对精神必然规律的理性洞察相统一，在这个阶段人只要运用辩证法从概念把握现实背后的普遍必然性，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就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体的自由”。⑦

最后，黑格尔认为在现代的政治上层建筑中，自由意志的原则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自由意志在其能动过程中创造并支撑了现代社会的法权体系，这是客观精神能动发展到最完善的阶段，是已经达到了的人类社会中的“实现了的自由王国”。@这种为现代社会提供支撑的自由意志具有三重规定性:第一，财产权作为自由意志的外部条件，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第二，每个追求私人财产权利的个体通过物质交往集合为“市民社会”及其发展过程所形成的普遍冲突。第三，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政权的活动是现代社会的最高环节，它化解了市民社会中的普遍冲突，并在国家交往中将“现代”的原则贯彻为现代世界历史。

但是黑格尔的探索集中反映了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内在困境。首先，黑格尔解读现代性问题所运用的概念辩证法把现代社会的各要素之间关系理解为纯粹的概念体系，而概念本身不可能具有能动性。虽然黑格尔反复强调,“概念”并非文字中的简单的概念，而是历史运动、绝对精神展开的实体，但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发现，如果黑格尔这一观点成立，那么概念之外将无任何东西，一切都是“概念”的表现形式。其次，黑格尔混淆了“概念”和“意识”。（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黑格尔体系中，人不过是概念运动的一个环节(Moment)，因而其对于人的认识只能是抽象的，是对于“纯有”①的“概念”而不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意识”构成了科学的开端。因此，他历来所强调的“主体的自由”便不是现实的个人的自由，而是概念的自由、是资本现代性这个原则的自由、是他所代表的欧洲资产阶级自己狭隘的自由和主体性。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概念作为意识中(BewuBtsein)的环节，不过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Bte Sein]”,②“概念”的能动性并不内在地具有必然性，恰恰是社会历史运动为其运动提供了支撑。最后，正是因为黑格尔混淆了真正历史运动的主体，把客观事物的历史演进理解为概念的自我发展过程，因而才会将“现代”当作人类历史的发展顶点。③黑格尔的概念哲学体系在进展到“现代”环节后，不能再自动地产生出新的概念来化解前面的概念中的矛盾了，而是转而认为“现代”在其内部可以化解自身所蕴含的贫困、利益对立等现实问题，并诉诸“普遍等级”“普遍活动”等“普遍物”来实现这一问题。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是概念，而概念既不可能创造任何新生事物，更无法展望一种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更高的文明，这是黑格尔现代性思想最大的问题所在。

马克思分析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思想，相比于其他的现代化理论，最根本的超越就是以“现实历史的辩证法”取代了“思辨的辩证法”，即: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以概念及其逻辑关系来研究现存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则是从人的社会性实践去研究现存社会的有机构成。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要么割裂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联系，否认其历史延续性，要么以抽象的普遍公式来追求对于“普遍历史而不是具体的历史的把握，马克思则是从生产方式演变的角度理解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并深入解读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发展规律。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诉诸概念与原则来化解现代社会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则是立足于人的实践展望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静态的自然存在，而是不断运动的社会关系，资本这种社会关系运动的目的就是使自身得到无限制的增殖。所谓现代社会就是资本逻辑运动的产物，换句话说，现代性就是资本逻辑及其所派生出来的一系列普遍特征的总和，而传统西方现代化理论就是主张以资本的自我发展来实现现代化的理论。从这一逻辑出发，传统西方式现代化呈现出如下的负面特征:其一是非人性。现代启蒙所倡导的自由理念在现代社会异化为资本运动的自由和人的不自由。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及其辩证关系的考察，揭示了现代社会主体被异化为资本的路径。这种异化形成了一种独立于人的社会结构，人通过生产实践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不是为人所有，而是成为自行活动的主体，它“包括了客体化关系和资本主义特有的主客体范畴形式………不能等同于任何社会角色……以独立于个人意志的方式在历史中展开”①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象化(Versachlichung)的结构，即社会的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② 这种物象化结构的进一步反转就是“物化”(Verdinglichung)，即“物象的社会关系规定是向物的社会自然属性转化”。③

其二是反人性。资本取得支配社会的主体权力后，其唯一的发展指向就是为了保存和增殖自身，而资本增殖自身的手段只有在运动中不断地占有人的生产实践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换句话说，资本取得自身发展的唯一来源是对人的剥削，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越是发展，人就越是不发展。作为人的属性在社会中被资本的剥削性所扼杀。在这种条件下，作为社会生产主体的人，作为“物象的人格化”,①“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⑤正是看到了资本的反人性的一面，马克思才批评资本说:“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⑥传统现代化的反人性最主要表现为生产过剩、普遍贫困和两极分化。

其三是无节制的扩张性。资本的扩张所相伴而生的是资本的支配权力--城市支配农村、工业支配农业、脑力劳动支配体力劳动、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支配落后国家--资本对人的全面支配，这种支配权力的扩张恰恰使资本在世界范围之内更进一步践踏人的自由。资本寻求自身增殖的特性驱使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之内开辟市场，并将现代性所赋予的绝对权力加诸一切国家、打开尚未现代化的国家的国门摧毁这些国家以往的传统文明。而在世界范围之内，这种扩张性表现为国际秩序中丛林法则。资本假“自由市场”之名贯彻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通过不平等的支配权力，将绝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置于其剥削之下，以实现剩余价值生产与资本增殖的世界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全球化不是人的全球化，而是资本和剥削的全球化。

其四是动荡与对抗性。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在于“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①资本是现代社会动荡的始作俑者，在现代社会的动荡中，由于人被物化为劳动力商品。因而其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竞争等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因而日益无定。资本的变动性的根源正在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在于资本与劳动的矛盾。②马克思同时也指出，“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③它所建立起的支配关系在动荡中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获得了普遍的发展。“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④

其五是反映资本逻辑的现代形而上学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宰。比如说，理性主义哲学从自由意志的实现需要有外部定在的支撑出发，推断出财产权是社会的基础，并将外部事物对于人的普遍的从属关系狭隘地理解为个人拥有私有财产的关系。同样的，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家从理性人等形而上学假设出发，把资本利润、剩余价值等事物的存在当作前提，不但不检讨其合理性，反而从这一虚假的承诺出发，事实上成为一门研究发财致富现象的伪科学。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思潮中，现代形而上学更是表现为将主客对立当作前提的、从人的某些自然属性出发主张某一群体的特殊性及其利益的思潮，实际上是希望将社会的某一部分提升为资产阶级，对于对抗性的生产关系本身则避而不谈。以现代形而上学为内核的思潮在观念世界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性的扩张，在意识形态领域反映并贯彻了资本的非人性、反人性、扩张性、动荡与对抗性。

二、社会主义本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征

守正创新的实质是返本开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①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现代文明史上的新道路，就在于返“社会主义”之本、开“中国式现代化”之新。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洞见，不仅在于他从哲学高度考察了现代性的资本本质，还在于其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现代化规律指出了其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更在于他在批判资本现代性时所坚持的实践性，即对于通过革命实践活动来改造世界的必要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和运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以及对现代化新路径探索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形成了原创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特征。

现代性在中国最初是以他者形式出现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即资本作为现代性内核的世界历史性扩张。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决定性的关系，更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此承担着一个使命，即要求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自觉地克服传统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局限性，将“社会主义本质”②展开为中国的现实。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际上就是一部不断深化对于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历史。“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③中国百年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也是百年来不断深化对于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探索，社会主义本质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根据”。

从马克思批判现代性思想的理论特质以及马克思探讨社会主义本质的辩证内核出发，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基本特征也就自然而然呈现出来了，这些理论特征也进一步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特质。

一是社会主义本质与现代社会的历史性统一。社会主义本质不是从观念世界中产生的，而是在种种希望变革现实的愿望与实践中逐步呈现出来的，具有一种“现实的基础”,①这种现实基础就是对第二个大的社会历史形态的考察。②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国家的存在与对立、阶级的存在与对立，而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将前者的存在视为现代社会的永恒属性、是保障和实现人的自由的最高的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则从生产辩证法出发揭示了现代国家不过是人类实践的历史性产物，并且提出了要彻底地改造全部现存社会，工人阶级就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③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毛泽东始终把领导权问题看作是一切工作的首要问题，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① 面对改革开放产生的贫富分化等现象，邓小平更是直白地指出“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⑤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⑥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全新深化，更是对社会主义本质与现代社会相统一这个核心特质达到了理论形态的自觉。

二是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相统一。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最大的特征是鲜明的、普遍的历史性的实践性，“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⑦社会主义本质必然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首先，这种实践性体现为其起源的实践性。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起源于传统现代化实践造成的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其次，这种实践性体现为实现路径的实践性。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社会生产的历史性发展进程是现代化发展乃至进而扬弃自身矛盾的根本动力，进而看到了作为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革命是超越传统现代化的文明形态的手段与实现路径。再次，这种实践性是目标与手段的有机统一。科学社会主义对于未来社会基本原则的相关表述是基于对现代社会内在矛盾的考察，并非仅仅是某项“价值诉求”(比如“消灭异化”“人的本质的完全实现”等)，因为止步于某项“价值诉求”，不仅架空了从社会主义本质必然转变为现代化实践的实践性，也使得这些价值关怀最终沦为纯粹的口号。

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确定性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的发展性相统一。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像传统现代化理论一样，提出一种适用于所有历史发展阶段、所有地域条件的所有国家的实现人类解放的具体方案，而是始终与现代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性保持一致。比如在对待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的首要问题是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对于这一问题只能原则性地提出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列宁在思考落后的苏联如何赶超英美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时，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①的观点。毛泽东纠正了斯大林否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否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内起作用的观点，指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这一理论在改革开放后被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伟大创造。新时代面对市场经济的新变化，党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探索既激活资本文明面又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实践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四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相统一。社会主义不是预先“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②而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所产生的结论，回应的是人的能动性在顺应“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规律的基础上以何种路径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因而是价值关怀合规律性与实践路径合目的性的统一。历史证明，忽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只谈本质要求的阶段，只会使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一个时期内由于社会的普遍贫困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实践路径相统一这一特点，在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③以一系列实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实现。

五是社会主义本质和人的本质相统一。社会主义本质的前四个特点并非没有人情味的冰冷法则，而是人们火热的社会实践的体现与总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不是从概念出发把握抽象的人，而是从现实关系出发把握具体的人，深刻批判了传统现代化道路所导致的人的全面异化与生存困境，由此出发提出扬弃生产资料的资本属性、使得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的根本任务，这就确立了社会主义本质与人的本质相统一的根本特点，这种统一就在于人类解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本质与人的本质相统一这一特点具有清醒认识与自觉担当，从来都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位置,“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齔櫟緒佘紆託牖凇齿嗝①锼聨蕉螢

“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征，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展开形式，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与发展，因而其在理论内核上构成了对于传统现代化理论谱系的深刻超越。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性展开的引领和保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本质性的关联。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推进区别于传统现代化路径基于资本增殖逻辑自发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体现为:一个国家的先进分子自觉地结成一个担负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使命的政党，以对于现代社会的自觉深刻洞察为依据指导一个后发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以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形式保障这种超越传统现代化理论谱系的先进理念能够转变为现实。从来就不存在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谈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才有对于人民本位、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积极地开显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维度。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中国一样能够实现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现代化。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做的是生产的现代化--即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党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③ 其中自觉生发出来的一个的核心概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彻底消除绝对贫困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理解，历史性地实现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实践。自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实现了7.7亿人口的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现代化是传统现代化理论所没有设想过和实践过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先进理念与伟大成就也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方位。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①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社会生产创造的大量的物质财富不是由人民共享，而是被少数生产资料所有者窃为已有，造成普遍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和生产过剩危机。中国式现代化不止于在平均数上摆脱贫困，更要求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第一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人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通过高质量发展、合理构建分配机制、精准优化公共服务政策一系列举措实现这一目标，将共同富裕理念切实转变为对于人民满足美好生活向往的实践。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传统的资本现代化道路使社会“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②形成了“商品拜物教”现象，使人的关系完全被物质生活所定义，进而引发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社会精神退行病变。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一根据”不是传统现代化理论的抽象人性论，而是对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人的深刻认识和人文关怀，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③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实践中,精神文明不但没有被“庞大的商品堆积”抹去，反而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中逐步发展。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立在资本现代性上的现代形而上学主张“理性的目的乃在于除去自然的质朴性”,①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把人的意志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征服与被征服、反抗与被反抗等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数，先制造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再来大谈环境治理”⑤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性，从人与自然的总体性出发，将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健康视作一体，主张“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⑥这一创见不仅构成了现代化的新理念，更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对全人类的担当。

第六，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据是社会主义本质，不是庸俗中立主义，也不是权宜之计。首先，资本现代性使现代世界充满着动荡与冲突，但总体的冲突进程中也蕴含着局部的、暂时的和平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抓住和平机遇实现自身发展。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创造和平机遇期，把和平视为自身发展的重要依据。再次，正是因为资本的扩张掠夺与国家的冲突是传统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超越这种冲突的困境，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就必然要求积极捍卫和平，追求在出界范围内积极倡导推动和平、消灭战争。

三、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①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不是资本现代性，而是建立在对现代性深刻批判上不断被深人认识的社会主义本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不是实现资本现代性，而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更重要的在于，中国式现代化以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改变了中国介人世界历史的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正在逐步呈现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意义。

世界历史(die Weltgeschichte)是为现代性所开辟的、意味着全人类普遍交往基于世界生产、世界市场的历史叙事。资产阶级为了给自己的商品寻求销路而奔走世界，推动了世界的普遍交往，使现代性成为世界历史的支配力量。但是，基于资本原则的生产关系也为现代社会带来了难以调解的冲突，因而传统现代化无法实现推动人类进入他们所设想的那个没有冲突、永久和平、人人自由富足的未来文明。社会主义积极吸收现代文明的进步因素，还形成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文明形态，实现了传统现代性思想所设想而不能达到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随着现代性的展开，“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 这也意味着思想界从此正式确立起一种普遍历史，或者说世界历史的理论自觉。准确认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构成了我们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重大意义的基础。黑格尔首次以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全面地、有意识地阐述了世界历史发展历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离不开对黑格尔的继承与超越。其一，两者都坚持历史是可以被人所认识和把握的可知论历史观，在此基础上指出世界历史是一种对于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普遍性联系的总体描述。（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其二，世界历史思想蕴含着一种把历史看作不断完善和发展着的过程的观点。黑格尔把历史发展过程描绘为世界精神发展的四个阶段，而马克思依据人在生产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把历史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其三，两者都将世界历史决定性地彰显为对现代社会的特征性描述，人与人、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原子化，导致偶然、片面性的异化和对立成为世界的主题。其四，两者都认为世界历史内在地具有一种价值评价功能。黑格尔将之称为世界历史的法院，马克思则从社会生产关系发展演变的视角，将这种评价机制确立为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

的局限性与社会解放的科学路径。尽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黑格尔存在着鲜明的继承关系，但绝非黑格尔主义的变种。马克思从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具体考察中发展出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资本现代性的科学批判、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本质与实践路径的揭示以及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展望相统一。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深刻影响世界历史、对人类文明具有深远意义，也正是建立在这种统一之上。

首先，必须厘清资本现代性、社会主义本质与世界历史各自的含义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作为现代性内核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①社会主义本质源于现代性自身的否定因素，即在资本推动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中，由现代性扩张自然生产出的现实、具体的内在超越因素。指出存在一种因素导致地域性历史的终结与世界历史的生成、揭示出现代性的世界历史特质，正是黑格尔的现代性思想的创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实践必然要遵循“现代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一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一在世界历史生成过程中展开现代化实践”的逻辑。

其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从资本现代性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支配关系出发来探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它的前提同时包含了对于资本现代性的历史性分析。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往往将现代性对社会的支配因素理解为某种精神因素，因而他们认识不到，推动概念发展、使概念获得自由的外观的因素不在思想内部，而在于现实社会的生产实践，更看不到存在一个超越抽象自由的现实的人的自由维度。而马克思从作为现代社会根本矛盾的资本逻辑的历史性考察出发，准确地看到了社会与文明发展的本质，指出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不是某种永恒的存在，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②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本质要求不仅不是否定现代性，反而强调积极运用现代性所创造出来的先进生产力，在“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实践中逐步地扬弃资本现代性、达到世界文明发展的新高度。③

最后，世界历史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实践及其内在规律的总体性描述，这种描述不仅包含着事实性的向度，而且包含着价值性的向度。黑格尔的重大创见在于把历史理解为一个发展和进步的过程，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这个进步的动力在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展的历史观内在地蕴含着一种价值性的向度，即要求对特定的社会历史存在的进步与否进行判断。马克思指出资本现代性把生产的目的异化为财富的积累，将“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①社会主义本质绝不是传统现代化理论中以某种伦理观念来裁决现存社会的道德说教，也不是摆脱价值维度仅仅以实证主义的态度面对现实的自然科学，而是将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评价建立在对人类历史实践的认识的基础上。正是因为建立了对现代性批判这一历史实践性基础上的价值评价向度，社会主义本质才获得了自身的理论整全特质，才有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开拓更为进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意义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世界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在当代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何以引领时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究竟“新”在哪里、它何以超越地域性文明而对人类具有意义，这些都不是自明的问题。在考察了现代性的本质、社会主义本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征、世界历史这些概念之后，我们有条件对前述问题进行综合发了。第一，在认识论向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创了现代化文明发展新主题，破除了关于现代化道路单一性的幻觉，使人类现代化实践从资产阶级思想家长期鼓吹的“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神话中解放出来。

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常常与资本现代性一起渗透在各种现代化的变革方案和思想习惯内部，然而人们往往将自己独特的现代化实践视作现代性的受造物，而又将现代性形式化地理解为他们自身建构的普遍东西而浑然不觉。这就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这种思维怪圈使得以往的现代化实践不自知地落入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逻辑当中，二是这些现代化的方案往往又被虚构出一种片面的特殊性，成为人们现代化实践的普遍主张。黑格尔传统现代化理论中“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最鲜明的地方在于，他虽意识到历史的发展性，但对于现代性却采取了一种非历史的态度，认为历史发展的顶峰是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批判过这种站在欧洲中心的立场、将自己看作历史的最高阶段,“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对全世界进行审判”的这种“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②历史实践也证明，大多数后发国家将资本主义现代化当作现代化的唯一方案，不仅没有实现自身的富强，反而受制于资本现代性，在社会治理上陷人贫富分化、动荡和冲突，在国家治理上被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左右，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中国式现代化起源于对西方现代化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的反抗，在经济高速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实现了社会长期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奇迹，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代表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让世界人民看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纠缠、走向“独立自主、坚定自信”的可能性。第二，在价值论向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并存历史阶段对人类文明形态发展演变的认识，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共同价值，丰富了对于人类文明形态发展演变的认识。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现根本扭转了苏联解体以来“资强社弱”的国际格局，在对比中使全世界更清晰地认清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局限性，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并存的历史阶段“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①诸如英美模式、德国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以及苏联解体后的所谓“转型国家”模式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每一种都曾经宣称自身是一种能够解决以往现代化弊病的新道路，但它们最终都受制于其资本逻辑实质而陷人经济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国际关系对立化和“福利主义”的困境中。而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追求就是彻底超越资本现代性困境，消灭剥削性的生产关系、对抗性的国家关系等现存的、由资本现代性支配的一切事物，“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②因而才构成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打破了传统现代化的幻觉。

在传统现代化理论谱系中，“国强必霸”“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现象往往被认为是正常甚至是正当的，甚至披上了“全球化”的外衣，这实际上反映了资本现代性的扩张、剥削、侵略、反人类本性。社会主义本质反对这种建立在资本逻辑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现代化推进的实践中不仅不压迫别的国家，而且积极争取在发展中尽快实现人的解放与文明冲突的消亡。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继承并发扬了传统现代化提出的民主、自由、正义、法治等价值，更提出并践行了全新的和平发展、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全面领导的科学路径，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了鲜明的表率。

第三，在本体论向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提供了立得住、行得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方案，为世界开创出一条破解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立足本国文化传统实现现代化的坦途。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资本本位向人民本位的置换，奠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资本现代性支配的旧现代文明形态的基础，这种基础表现为党的全面领导。传统现代化的动力是资本增殖的自发驱动，谁能更好地服务资本增殖，谁才能掌握政权;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是完全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毫无特殊私利的先进政党领导政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全面领导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最大优势，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保证--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制度典范;同时，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复杂挑战时所呈现出来的制度优势，向世界证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既实现文明现代化发展、又在发展中破解资本现代性矛盾和社会风险的方案的现实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后发国家积极实现现代化的同时，继承和发扬民族和国家优良传统文化的典范。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文化和精神文明要素，抛弃这些要素的现代化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更谈不上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出了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原创性概念，破除了以往对于现代化必然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错误观点，给出了将社会主义本质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成功例证。

第四，在实践论向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彰显出科学社会主义的蓬勃朝气，必将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获得更深刻的发展。虽然社会主义本质是确定的，但在各国的实践中的表现形态是多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设想了在相对落后的俄国正在产生着从原始土地公有制的形式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可能，实践证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正是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不发达的俄国。毛泽东认为，在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充分的时候，革命不可能只是现代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而必须是工农联合夺取政权发展现代化的革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对外开放中吸收一切西方先进事物来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以来，党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①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态共存的整个历史时期，在超越资本主义旧文明、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个世界历史时期，“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将长期存在，必须深刻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些判断不仅具有直接指导实践的意义，同时也因其历史性地转变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就，在理论上丰富了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发展普遍规律与多样性特征的认识。

正由于此，中国式现代化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历史概念或者政治口号，而是伟大历史实践中的历史主体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把握、对中华民族在现代社会复兴之根据的判断，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主动的姿态介人到世界历史中的现实宣言，是人类未来文明发展航船已经冒出地平线的桅杆，一切关于古今中外的理解都将在这一剧烈的历史哲学意识的出场中重新组合。如果说“现代化”概念的出场标志着一种霸权和西方中心式的叙事概念登上历史舞台，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就其本质规定而言则是对前一种否定式的、抽象的现代化的内在否定，也即“现代化”理念的真正完成。①也就是说，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为前提，但其本质规定是包含超越现代性本身，即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西方获得了其霸权内涵，传统的现代化道路总是依靠资本扩张、坚船利炮、文化压迫获得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而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全面超越了资本现代性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传统现代化弊端。在现代性出场的那一刻，便注定了资本本位、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形而上学等观点只能是现代化的一个需要加以扬弃的内在环节。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②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乃是“社会主义本质”发展和实现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本质在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的就是这种代表世界历史进步方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